从上表大体可以看出不同时期美国儿童福利政策的取向。20年代是儿童福利制度的创建时期，30年代反映了社会经济大萧条，强调社会安全，60年代重视工作取向，70年代重视儿童虐待等社会现象，80年代儿童福利改革强调家庭取向，90年代克林顿入主白宫以后，特别重视儿童照顾及发展等预防性儿童福利。[7]

二、福利项目分析
美国儿童福利制度的项目设计具有明显的残补取向。 根据美国儿童福利联盟（Child Welfare League of America）的说法，“儿童福利是针对那些父母无能力照顾、社区资源不足的儿童青少年，提供促进其家庭和社区养育、保护儿童能力的服务。因此，儿童福利服务是支持、补充或替代父母功能不足、有缺陷或停顿的情况，以及修正现有社会机构，或创立新机构来改善儿童及其家庭的状况。”[8] 从福利项目的设计来看，几乎所有项目都是针对贫困家庭，大部分福利项目的执行都是以资产调查为基础，充分体现了“穷人靠国家，余下的人靠市场”的制度设计原则。儿童福利项目安排非常详尽，几乎涵盖了儿童需求的每一个方面，以下是美国儿童福利的主要项目：在收入保障方面，“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AFDC）”是对有孩子家庭的重要补助项目。ADFC的前身是1935年美国社会保障法建立时所确立的“失依儿童补助（ADC）”，该计划旨在帮助“父母一方丧失劳动能力、死亡、长期离家出走或失业家庭”里的孩子。“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由联邦健康与人文服务部与各州的人文服务局共同管理。联邦机构审批州计划和拨款、提供技术支持、评估各州实施该计划的运作情况、制定标准、收集和分析有关数据。各州制定受助资格，每月寄支票。该计划的费用支出和覆盖范围非常大，1988年，370万家庭中有1090万人，包括730万儿童（几乎是每9个儿童中就有一个）平均每月接受援助，总金额达170亿美元。其中，联邦政府平均支付AFDC成本的55％，州政府支付40％，其余由地方政府支付。[9] 除了直接现金给付之外，美国政府还通过“所得税收抵免（ELTC）”为有孩子的低收入工人家庭的提供补助。为了确保受益者是低收入家庭，EITC给受助工人支付的工资额有一个上限。超过这一限度，收入所得税抵免将按比例逐步减少，直到最后达到“收支平衡点”时，收入所得税额抵免减少为零。1994年，有一个孩子的家庭收入是7750美元，可获得26.3％的收入所得税抵免，即最多可以减少2038美元的收入所得税额，这也是家庭收入在7750—11000美元之间所能享受到的最高减免额。超过这一限额，收入所得税抵免将减少，直至最后为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孩子的家庭可以享受更多的收入所得税抵免。[10]
为使儿童免受饥饿的痛苦以及在成长过程中获得足够的营养，美国有众多的食品和营养计划，最中影响最大的是食品券计划（Food Stamp）。食品券的接受者必须是家庭毛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的130％；或者净收入（适当扣除某些收入、与工作有关的必要开支、自己掏钱的医疗费用以及超出的住房开支等）低于贫困线的人。尽管这项资助并不考虑婚姻状况和有无孩子，但是面临饥饿的家庭及其儿童从中受益良多。除了食品券外，有三个营养计划是针对学龄儿童的，即“全国午餐计划（NSLP）”、“全国学校早餐计划（NSBP）”和“暑期食品服务计划（SFSP）”。这些计划的目的是帮助各州“在一个适当的支出成本上为所有儿童提供足够的营养食品”，并且通过鼓励“消费国内有营养的农产品”来支持农民。因此，20世纪40年代设计这些项目的时候有着双重目的，一是弥补儿童的营养不足的缺陷（特别是钙和铁的摄入量不足），二是使农场主摆脱农产品过剩的困扰。[11] 家庭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130％的儿童可以享受免费早餐和午餐。收入在联邦贫困线130％—185％的儿童可享受低价伙食。学校营养计划由联邦总税收收入资助，美国农业部食品营养司通过州教育部门管理。各州负担各州的管理费用。1992年财政年度，该计划共提供了8.52亿份学校早餐和41亿份午餐，价值约52亿美元。
在医疗保障方面，医疗援助计划（Medicaid）是美国最大的为穷人提供的医疗保险计划，该计划主要是针对符合“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AFDC）”或“补充收入保障（SSI）”的人群。 各州还可以将“医疗援助计划”提供给一些“绝对贫困群体”，例如家庭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185％的怀孕妇女和1岁以下的婴儿，以及开支过度而导致“医疗贫困”的人。此外，凡未满二十一岁的未婚少女，如遇到特殊情形（指怀孕、吸毒、酗酒、性病、受到性侵害、性虐待或精神健康等问题），可申请医疗援助。[12] 尽管“医疗援助计划”并非专门针对儿童， 但该计划在贫困儿童医疗保障方面该项目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儿童医疗卫生福利方面，除了“医疗援助计划”外，还有“妇女、婴儿和儿童特别补充食品计划（WIC）”。 该计划每月为婴儿和5岁以下的儿童、 孕妇和哺乳妇女提供一包含有各种人体所需的营养食品。这些食品包含蛋白质、铁、钙、和维他命A、B6、C，这些营养成份在低收入的妇女和儿童的日常饮食中极易丢失。“妇女、婴儿、和儿童特别补充食品计划”由美国农业部和食品营养服务处和州人文服务局共同管理，申请者必须是营养缺乏且家庭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185％的人。1992年，540万妇女、婴儿和儿童收到WIC 救济金。40％以上的美国出生的婴儿受助于该计划。[13] “妇女、婴儿和儿童特别补充食品计划”是美国最受欢迎和最成功的预防性健康计划。
在教育方面， 美国政府对儿童的基础教育资助非常大。 美国的公立幼儿园（Kindergarten）是最大的政府资助项目，其功能主要是为儿童上学做准备。此外美国还有一种专为贫困家庭孩子设立的幼儿园（Head Start）是约翰逊反贫穷法的产物，孩子在那里可以学习知识，掌握一些基本技巧。1991年美国对6岁以下的儿童照管与发展方面的花费是239亿美元。[14] 除了直接资助和开办公立学校外，美国政府还采用教育券帮助贫困学生购买他们所选择的学校教育。以威斯康星州为例，该州密尔沃基1990年采纳了全国第一个地区性学校教育券计划，提供免税学费券，使得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几乎全部非裔和西班牙裔美国人——有能力选择公立或私立（非教会）学校。1995年，所提供的教育券价值3600美元，超过1000名学生参与了该计划，占该地区学生总数的1％。[15]
从以上对各个项目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美国儿童福利制度是一个项目繁多、层次复杂的多元体制。福利项目的内容涵盖收入保障、食品与营养、医疗卫生、教育和住房等领域，福利形式包括现金、所得税抵免、实物、服务和代金券等等。在管理上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具体到每个项目又分属不同的部门管理，各部门间权责分明，各司其职。

三、改革与发展趋势
尽管美国儿童福利制度在预防儿童贫困、促进儿童健康成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它的社会效应和成本效应却一直受到人们的置疑。以儿童饥饿状况为例，1989—1990年，华盛顿食品研究和开发中心（Food Research and Action Center, FRAC）发起的对全国7个州的儿童饥饿程度调查表明，美国有大约550万12岁以下的儿童处于饥饿中，超过600万的12岁以下的儿童面临饥饿威胁。每四个12 岁以下儿童中就有一个遭受食品短缺之苦。[16] 事实上， 美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对于预防老年贫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最为显著，而儿童贫困问题却越来越严重。有研究表明，90年代中期65岁以上人口的贫困率低于6％。但是1999年18岁以下儿童的贫困率是16.99％，对于单亲家庭的非裔美国儿童来说，他们的贫困率几乎达到50％。[17] 因此很多人认为，美国的社会福利政策是明显偏向老年人，这种制度设计有损于“代际公平”。
尽管美国儿童贫困问题越来越严重，但人们对于儿童福利项目的怀疑和争论却越来越多。所有争论和怀疑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儿童福利项目的工作激励效应。过于优厚的给付导致福利依赖而丧失工作动机的问题在很多研究中都能到证明。一项对西雅图和丹佛收入维持试验（SIME/DIME）（注：西雅图和丹佛收入维持试验计划SIME/DIME）是美国历史上最大、最精心控制的收入维持试验。参与试验的样本包括4706个家庭，44％在控制组，其余被分成11个试验小组。每个试验组领取三种年收入维持水平中的一种——3800美元、4800美元和5600美元——并征收不同的税率。）的全国性影响的估算表明，一份相当于75％的贫困线的收入保障和50％的负税率会减少丈夫工作努力的6％、妻子的23％及女性户主的7％。[18] 很多人认为，领取AFDC家庭补助的妇女担心她们一旦去工作会使她们的补助因为收入上升而下降，因而她们不愿意去工作。二是儿童福利项目的生育刺激效应。关于这一点一直存在争论。按照美国的福利制度，一个16岁以上的女性如果有小孩，那么她会在未来20年中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免费医疗照顾、食物券和定期收入。而且小孩越多，这种配给就越多。因此，人们有理由认为这无疑会改变妇女的生育行为，特别是刺激贫困妇女的生育行为。但通过国际比较发现，这一点似乎并不成立。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法国和瑞典。法国和瑞典有着工业化国家中最慷慨的儿童津贴，但是这两个国家的生育率却一直在下降。三是儿童福利项目的家庭稳定效应。这也是一个存在争议的假设。一方面人们认为，可靠的经济援助有利于家庭稳定，减少因为经济压力而离婚的风险。另一方面人们认为，稳定的收入和经济独立会减少婚姻维持的动机。西雅图和丹佛收入维持试验（SIME/DIME）对这些假设做了检验，结果证实收入保障降低了婚姻的稳定性。 与控制组相比，试验组中收入在3800美元水平上的离婚率，黑人高出63％，白种人高出184％，墨西哥裔美国人高出83％。[19]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人们对于现行儿童福利制度存在普遍的置疑。公众抱怨现行的儿童福利制度开支过多（例如，从1989年到1993年，AFDC的受益家庭数目增长了30％以上），经济援助导致未成年少女早孕，破坏了工作道德，助长了人们的懒惰作风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联邦政府对原有的福利项目进行调整，其中最重要的举措是1996年颁布了《个人责任与就业机会协调法》（PRWORA）。这个法案从根本上改变了“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AFDC）”的体制和方法。新法案废除了AFDC项目，取而代之的是“贫困家庭临时援助（TANF）”。新项目的主要特点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一是节省开支。在新法案执行之前，所有资产调查合格的贫困单亲家庭均有受益资格，从而有权获得由联邦和州共同出资的现金援助。当申请人数增加时，州政府官员可以向联邦申请增加拨款。而在TANF项目下，各州不再获得联邦政府无限制的资金支持。他们只能从联邦政府获得一笔固定的拨款，如果实际支出超出联邦政府的拨款额，州和地方政府必须自行承担额外的费用，或者可以减少对受益者的援助——通过削减津贴，或者减少受益期限，或者调整受益条件。如果联邦拨款有节余，州一级可以将节余部分转入下一个财政年度。
二是工作要求。从项目的名称“贫困家庭临时援助”可以看出，“临时”意味着福利的领取不是无限期的。在旧的项目下，单亲父母有权享受救助一直到最小的孩子达到18岁。而在新项目下，所有的家庭只能获得累计60个月（5年）的援助。在领取福利金过程中，各个时段都可能有更进一步的要求。比如单亲父母在领取福利金的2年之内，被要求每周至少工作20个小时。[20]
三是资格群体的行为表现定位，这一点是对传统按道德标准定位救济对象的回归。新的项目不像AFDC那样建立在“需要”的基础上，而是以单亲妇女的行为表现为依据。例如，新项目对妇女的养育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按照TANF的规定要想获得全额补助，妇女必须遵守一定的养育标准，比如妇女必须证明已为孩子注射了免疫剂，孩子必须按规定入学等等，此外，新法案还对有福利欺诈行为和犯有毒品罪的人施加严格的期限约束。[21]
改革所造成的影响是双重的。福利项目资金的削减和控制必然会加剧儿童贫困问题。而对于福利领取者的工作要求和道德要求，有些人会努力改变自己的行为以满足政策要求。而有些人即使努力也注定会成为失败者。对于那些不能满足政策要求的失败者来说，他们的经济状况可能会显著恶化。此外，更严格的资格审查还会加重行政负担。尽管有种种的负面影响，但改革不得不进行。美国儿童福利制度改革所产生的长期影响还有待于未来实践中进一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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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网http://www.cnlsslaw.com.cn/list.asp?Unid=1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