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帮弱势群体打工伤官司而出名的重庆立太律师事务所主任周立太，作为美国国务院国际访问者计划的被邀者，于2005年4月30日前往美国各地进行交流访问，5月24日返抵重庆。周立太在美期间，访问了美国国会、国务院、联邦高等法院及部分州的政府机构，与美国律师协会及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等学校法学院的专家教授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对话……

21天，写了两本日记。周立太对此行感觉良好。另一种法律体系下的美国式生活，在他对若干细节的叙述中变得琐碎而生动。他说，美国人不是通过我偷窥中国底层生活，相反，他们已经感觉到了中国法制的进步。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如同景点，可自由出入

到达华盛顿的第二天，我就应邀请访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这天正好是个星期天，美国总统布什正在白宫前面的一座教堂作祈祷。当时很多老百姓和布什一起前往教堂，我很诧异，没想到翻译陆先生耸耸肩说：你也可以进去一起做祷告。

我不信教，没进去。

走在去法院的路上，街上到处是麻雀、松鼠，在人身边跳来蹦去。法院的大门口，没有人站岗、也没有工作人员要求登记，门口只有一台安检机，任何一个老百姓都可以进去，无须理由、也无须证件，只需穿过这道安检门就成。翻译陆先生说，在“911”之前，这道门都不用过，“911”之后，安了这个东西，防恐怖分子。

在美国最高联邦法院，老百姓可以随便喝水，随便打电话，我还小心眼，以为电话只是摆设，试了一下，果然通了。大厅里有所有的资料，除国家机密、商业秘密、隐私案件之外，老百姓自己都能调出案卷资料查阅，没有任何费用，只需支付复印费。

这天是星期天，很多小孩来法院，联邦最高法院派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来作讲解。在一个大法庭，他们在讲联邦制度，法律，大人、小孩们坐在那里，听得津津有味。让人诧异的是他们还在介绍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们的工资，我赶紧拿笔记下来，他们首席大法官的年薪是28.8万美元。



美国政府请我去，但不请我吃饭

去美国访问这么多地方，让我感到惊奇的还是没人请客吃饭。在美国国务院访问时，到了中午，工作人员都拿出自己带的便当。在各个政府机构工作的公务员都有一个习惯，就是早上出门时，都带一盒饭，到了中午，就在办公室的公共烤箱热一下吃。

接待我的官员，自己掏钱给我买了一份饭。在政府机构里，没有“请人吃饭”的项目列支，更没有公款吃喝。美国人的逻辑是，每个人就业，政府已经支付了工资。在美国21天，只有纽约大学的一个中国教授自己掏钱，请我吃了一顿稍微“豪华”的午宴。其它的时候，我都是和翻译陆先生在街头的小餐馆就餐，付费当然是一人一半，AA制。

我注意到，美国很多政府机构的办公室都很简陋，我参观的办公室，都是一般的条形办公桌，座位没有级别之分，每周、每月、每季度，美国的财政部都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公布政府开支情况，接受社会监督。我是受美国国务院邀请去的，他们为此要支付一笔费用，但政府机构都不自己操作，他们都是委托一个非政府机构来安排。我的行程、住宿费、交通费、生活费，他们都一一核定好了。这样，他们就避免了政府里面的官员利用这种机会腐败。

美国人把钱算得干净利索，我很有体会。我买支牙膏，都是交了税的。我每天早上去宾馆大厅结账，他们都会给我一张单子。这张单子上罗列的是我要交纳的税费：向联邦政府交多少、州政府交多少、城市管理交多少，罗列得清清楚楚，毫不含糊。我住100多美元的房间，通常要交20多元的税费。

老百姓虽然交税，但仍然有很多便宜可捡。在纽约，你买一种7块钱的票，就可以坐任何公共交通工具，当然飞机不行。在波士顿，公交车根本就不要钱，那天我和翻译走了几个地方，一分钱车费都没付。



不给工人办保险，每天罚款100美元

去美国，我格外关心的还是老本行，与工伤有关的法律问题。我访问了麻州省劳动厅。他们的劳动厅里有法官、律师。我说，你们的法官自己判自己的劳动案，没有作弊行为？他们说，美国是宗教国家，他们相信这样做会受到上帝的惩罚。

劳动厅将每个月、每一季度发生的工伤都统计出来，对外公布。但他们的工伤范围很大，比如你长期坐着干活，屁股坐痛了，也算工伤；你写材料眼睛写痛了，也是工伤。从1965年至今，麻省有50多万工伤。

涉及的劳动官司，他们也有到相当于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地方先仲裁，然后起诉法院的程序。

劳动厅也管保险的事，如果这个企业没给工人买保险，劳动厅接到投诉后，就向企业发出通知，要求在14天内前去办理。过了14天之后，劳动厅就以每天100美元/个人，对企业进行罚款。我想，如果100个员工没办，企业不就每天要支付1万美元的罚款，这可真让人受不了，不赶快办可不行。

让我很奇怪的是一个州政府的劳动厅竟然有100多人负责整理各种档案，光律师就有14人。机构很臃肿。



美国的法律援助律师都实行年薪制

美国也有法律援助。它有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针对的是“低收入者”。低收入并不是说此人无生活来源，各个州的界定不一样。

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的来源很明确。每个援助律师事务所提前要将经费预算出来。比如明年预算1000万用来法律援助，那么，州政府要支付其中40%，另一部分由其它社会律师、基金会和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收到的所有钱的利息来填充。

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也是年薪制，一般的律师是每年3.5万美元，大律师是8.5万，比社会律师要低一些。在美国，任何一个州都规定，当事人打官司所得的赔偿，都由律师转交。所以律师一般不用担心打了官司收不到钱。

我问了他们，怕不怕律师握着当事人的钱吃拿卡要，他们说，不怕，因为一旦被发现，这名律师将终身禁业。

在美国，考律师没有太高的门坎，每年的过关率在99%以上。这可能跟他的教育有关。高中毕业后，学生不能直接考法律专业，只有等到大学本科毕业后，才能考。因此，法律专业毕业的，都是研究生了。他们考律师资格，当然很简单。律师资格获取后，没有我们这样一年的实习期，他们可以直接接案子、打官司，甚至开所。

他们的律师可以个人申请办所，也可以像我们这里一样合伙，没有太多的限制，比如办公室，你没有，好，你可以在汽车上办公。他们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再教育，以保证从业质量。对律师的管理，大一点的所都有自己的律管会，政府里面有很多律师，他们在行业上也属律师协会管。惟一让人觉得麻烦的是，你在这个州考的律师牌，到另一个州执业的话就不行，你必须又要去考那一个州的律师牌，这就是各个州法律不统一带来的弊端。

但在美国，律师的地位很高，我去看他们开庭，法官说话心平气和的，没有人大声吼叫，没有训斥，律师的人格和法律地位得到了充分的尊重。



乞丐要钱很不容易，因为美国人不会同情他们

在波士顿，我去体验了美国的救济站。

救济站设在城市的中心区域，救的就是“没饭吃的人”。我们当时经过那里时是早上。很多人在那里排队，翻译陆先生就带我排在队伍中去体验。我很忐忑，怕人家不给，又很不好意思，总觉得这是乞丐才去的地方。不料，排到窗口，自然就领到一份，陆先生也领到一份。

我一看，什么都有，三明治、蛋糕、面包、鸡蛋、牛奶。我问陆先生，是不是都是没饭吃的人才来，他居然说，他来吃过很多次了。我一听就笑了。他是三代华裔，是美国国务院翻译，曾多次接待中国高层领导，按说地位并不差。陆先生说这很正常，很多人都来这里吃饭，只要你愿意，排队吃了就走人。对于那些真的“吃不起饭的人”，这里也是天堂，他们一天三顿都可以在这里吃，吃完之后，还能在这里找个地方休息。

我一看，果然，吃的人并不是衣衫褴褛的穷人，食客大约有80人，一般在30岁以上，男人占多数，吃得满脸是油。

让人奇怪的是，我走了五座城市，但只看见三个乞丐。这些乞丐都不是残疾人。在美国，残疾人的福利很好。我和一个乞丐聊天，才知道这个家伙好逸恶劳。翻译陆先生说，在美国，乞丐一般是生活作风糜烂、日嫖夜赌和这些好逸恶劳的人，他们要钱很不容易，因为美国人不会同情这些人。



美国司法界通过我了解中国法制进步

除了了解美国之外，我到很多地方都会有一个小型的演讲。我用我自己的律师生涯，来介绍中国律师制度发展的进程。我说我是一个只有小学二年纪文化的农民，通过自学当上律师，而现在，中国考律师的文凭至少在大学专科以上，而且必须是全国的司法考试。这些都说明，中国的律师素质在逐步提高，律师制度正一天天走向完善。

我通过自己9年打的5000多起劳工维权案，证明中国的劳工维权正走向成熟，政府的立法也越来越完善。

在美国访问这21天，我也有自己的很多看法。美国虽然是法治国家，但还是有很多缺陷。它的各州法律不统一，就造成公民适用法律不平等，承担的法律后果就不一样。

我们在立法上，很多方面还走在了美国的前面，比如工伤，我们国家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伤，明确界定为工伤，更具有操作性、更具人性化，而美国就没有。

美国也有很多地方人浮于事。比如华盛顿州的劳动厅就有3600多工作人员，机构太臃肿。还有就是他们的劳动争议案程序很复杂，居然还规定用人单位可以递交不愿赔偿的书面表述。


(资料来源：《时代信报》，http://finance.sin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