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商人说:一个人可以失去财富、失去职业、失去机会,但万万不可失去信誉。
一群美国中学生,在完成一项生物课作业时抄录了某网站提供的一些材料。竟在全美引发轩然大波。
据2月14日的《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堪萨斯城郊的一所名叫Piper 的高中,118 名二年级学生被要求完成一项生物课作业,其中28名学生从互联网上抄袭了一些现成材料。此事被任课女教师Pelton发觉,判定为剽窃,于是28名学生的生物课得分为零,并面临留级危险。在一些当事人家长的抱怨和反对下,校方要求女教师提高那些学生的得分,这位27岁的女教师愤怒而辞职。
面对社会舆论压力,学校董事会不得不在体育馆举行公开会议,听取各方意见。结果绝大多数与会者支持女教师。该校近半数教师表示,如果校方降格满足少数家长修改成绩的要求,他们也将辞职。他们认为,教育学生成为一名诚实的公民远比通过一门生物课更加重要。Pelton则说,她在带学生的第一天,就和学生订下规矩并由家长签字认可。规矩称:“所有布置的作业都必须完全由学生自己独立完成,欺骗或剽窃将导致课程失败。”
女教师每天都接到十几个支持她或打算聘用她的电话。一些公司已经传真给学校索要当事学生的名单,以确保公司今后永远不会录用这些不诚实的学生。一所大学在本月上旬的入学考试中对一位身着Piper 学校T 恤衫的女孩子说:“不要欺骗啊。”当地一位女士对电视台记者忧心忡忡地表示,她非常担心今后本社区的人出去会被贴上不诚实的标签……
这里,我们无法笑话美国人的小题大做或杞人忧天,感觉到的只是“诚信”二字那沉甸甸的分量。这二字之于美国绝大多数民众,虽不能说重于生命,却是立足社会之根本——这也是我在美国生活学习一年感触最深的景象之一。
信用记录,从现在做起
刚到美国,想开部手机。面对铺天盖地报纸广告上五花八门的手机优惠计划,我喜滋滋选择了AT&T公司的一种月费29.99美元、可免费在东部七八个州每月打650 分钟、手机仅售20美元的计划,却被无情拒绝。试了其他几个公司,也不行。人家不看你手中的绿票子,只朝你要信用卡。于是我等可怜的无卡一族惟一的选择就是,至少花100 多美元买部手机,每月预交数十美元以上的手机话费,每分钟都要扣款。不甘心,赶紧申请信用卡。Master, Visa, American Express等大信用卡公司逐一尝试,代理信用卡的多间银行和AT&T之类大公司的码头也相继拜过,竟又连连碰壁,理由只有一个:我没有信用记录。换句话说,我这个外国佬因为在美国还没有借钱还钱的记录,目前得不到人家的信任。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于是老老实实开始建立信用记录,诸如按期交纳电话费、用商场的购物卡购物再按期把支票寄去、尽量多和外界发生些借钱还钱的交易,等等。后来,在美国汇丰银行的帮助下,堂堂Master卡公司终于垂青我那一点点" 信用" ,恩准我一张Master卡。再后来,及至我临近归国,大概从某个渠道查明我果然是位有着良好记录的信用良民,很多公司,包括我联系过的和没联系过的,蜂拥而来,希望我使用它们的信用卡,给的限额也越来越宽,真令人感动,可惜我已不需要这些。
美国人对自己信用记录的郑重其事,感染我也小心翼翼地对待各类寄上门的账单。暑假出远门访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有无即将过期的账单,并赶紧将支票一一寄出。有一次,某音乐公司在网上许诺加入其会员即可免费获得唱片若干,可等我收到唱片时,数十元美元的账单也一并寄到,账单下一行小字称这是寄费、包装费和人工费。我心有不快,写了一封投诉信,但也同时如数附上支票,唯恐万一道理不在我这边而落下个不良信用记录。回国前,我在报上一连三天刊出广告,欲卖那辆随我跑了两万多公里的坐骑,报社对我绝对相信,一个电话就答应了,说账单收到再付款。可是直到我回国前一天,账单还未寄到,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幸好在飞机起飞的当天账单收到,导致我在回国前干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将做广告的支票寄出——还掉最后一笔债。
据了解,与个人信用相比,美国公司之间的商业信用更加重要。一家公司一旦言而无信或欠钱不还,将很难再在商界立足,甚至其商业生命将因此而终结。由此反观国内司空见惯的三角债现象、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屡禁不绝且愈演愈烈的状况,以及很多企业借钱时是孙子、欠钱时是老子的做派,由衷感到我们离商品经济的精髓——契约精神还真差得很远。
沐浴“信你”氛围,感觉真好
我想,那女教师之断然给28名学生吃鸭蛋,她当时一定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在美国,很多事情是建立在相信你的基础上的。你说你会独立完成作业并在课堂纪律条款上签了字(因此可视为一种契约),老师岂有不信?谁知你却没有履约!其实,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以享受到被信任的愉悦。
我曾携父母去曼哈顿参观无敌号航空母舰,买票后走出人群,突然想到老人可能有优惠,忙返回询问。售票员小姐闻讯赶紧一面赔不是,一面按老人优惠将余款退还。她并不查看你任何证件,甚至也不去打量二老是否真老(62岁以上老人方可享受优惠),其所奉行的恰是一个“信你”原则。
后来我发现,几乎所有公共场合,凡有老人或儿童减价优惠,均无需出示证件,全凭你金口一开,人家就信了,哪怕有的老人长得很年轻,或有的儿童看上去颇高大。人家这样信任你,再去撒谎或冒充,真是件很可耻的事。正因为这样,当有一次带女儿参观某博物馆(售票处注明6 岁以下儿童免票,而我的女儿刚满7 岁),售票员微笑着问“孩子几岁”时,我稍一犹豫,还是如实说“7岁”并照章购票。后来我甚至为自己那一刹那的犹豫而脸红。有一次去某大商场复印一本书,200 多页图书印完去结账,收银小姐并不查验所印页数,只凭你自己报的数字收款,没有人怀疑你会虚报少交。
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信你”情景,发生在我的一系列重要访谈活动中。
我于学校进修之余,还拟完成一个庞大的计划,驾车遍访美国著名大报和大型报业集团,并和其中发行量排行前八名的《今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等报社的发行人或总编辑访谈。我知道这很难,你想啊,不经过熟人介绍或大单位推荐,一名普通新闻工作者即使在中国要见那些大报老总又谈何容易?即使有幸一见,谁又会坐下来和你谈一个钟头?何况我是在这样一个世界报业帝国,面对新闻同行称作“big man”的报社老总们。他们会见我吗?
但我决心一试,这决心一试的前提也出自对美国人崇尚以诚相待的信心。最初的尝试当然多被拒绝,不少信函甚至如泥牛入海。于是我通过邮寄、E-mail、电话将自己在中国的职业经历、研究成果、在中美文化交流方面做过的工作、自己对对方的了解程度以及访问对自己的研究之举足轻重等等,详细告知对方。感谢上帝,我的这些做法先后奏效,各报对我自己叙述的情况深信不疑并开始表示出兴趣,没有任何人要求核实我提供的材料。
在随后的访问全过程(9 .11事件之后除外),我几乎从不需要出示任何可证明我身份的证件或介绍信之类,只是在进大门时保安员要求登记姓名及驾驶证。素昧生平的发行人、总编辑及其助手们欣然接待了我这个陌生外国人,包括陪我参观、与我交谈、允我录音、准我拍照。其中只有两个小小的例外。一是在访问《华盛顿邮报》前20天,该报总编辑的秘书给我发来E-mail,非常客气地希望我寄一张名片给她,并强调那只是保卫部门需要,绝非总编辑和她本人的意思。另一次是访问美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一份报纸《费城问讯报》,报社一位助理总编辑婉转来信问我,是否可以提供我所在大学的一位证明人。我便告知对方本校一位系主任的联系地址。这样一次证明显然使他十分满意,他为我在该报安排了满满一天丰盛的日程:分别与该报总编辑、分管发行的副总裁、分管广告的副总裁、一位著名评论家和一位曾在中国访问过一年的普通编辑交谈,又参加其下午的编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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