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名气和影响力以外，胡锦涛、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沃伦•巴菲特和（Warren Buffett）斯特劳斯卡（Strauss-Kahn）并没有很多共同点。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全球贫富差距的普遍性。贫富差距已经成为中国国家主席、英国首相、美国富翁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脑共同担心的问题。
 
 胡锦涛主席提出减少收入差距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关键，特别是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卡梅伦首。相提出不平等的社会“几乎在每个生活质量指标上”都有害无利。巴菲特也强烈支持征收高额的遗产税，提出高遗产税会避免造成世代的美国富翁。斯特劳斯卡提出了新的全球增长模型，认为过大的收入差距会威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最近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调查显示，其成员认为不断扩大的经济差距将在未来十年内成为两大全球风险因素之一。
 
 关于收入不平等的争论并不罕见，但是经济危机和公共开支缩减之后，对于收入不平等的论调有所变化。在过去的二十多年内，全球政界精英普遍持有的一个观点是，和贫富差距相比，改善社会最底层人民的生活更加重要。在卡梅伦之前的工党人士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是这个观点的坚决拥护者。
 
 但现在人们开始把注意力放在贫富差距以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上，包括贫富差距在宏观经济、政治以及在人们精神上的影响。这意味着在如何解决贫富差距上可能会出现激进的论点。与其笼统的攻击不平等本身，政策制定者应该反思收入差距背后的市场扭曲，而且市场扭曲也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原因。
 
 虽然在全球范围看贫富差距是缩小的，但是贫富差距在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和美国等发达国家逐渐扩大。在中国，贫富差距主要来自户口系统，而在美国贫富差距主要由穷人和中产阶级之间的差距造成。不过，贫富差距和人们精神层面的联系可能是由其他原因造成：比如美国高谋杀率更多由枪支管制造成，而日本的长寿和饮食习惯更为相关。
 
 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他们需要寻找贫富差距的根源和增加社会流动性。全球市场对于社会上层游戏者，比如作家、律师和基金经理人回报丰厚。这些经济变化随后带来社会变化，比如高教育背景的男性更倾向于选择高教育程度的女性。此外，限制竞争的政策和规则是以牺牲经济和平等为代价的。中国的户口政策限制了农村的发展，美国的教师联盟使得贫穷的美国人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这些限制性的规则都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
 
 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贫富差距和人口流动性的解决方案显而易见。首先，政府需要集中在推动底层和中层人民的生活，而不是拖累富裕阶层。通过投资于教育、取消限制性政策规则和重新规划政府开支重点，减少低技能人口数量。第二，政府需要废除针对特定产业的补助或准入限制。新兴市场需要减少贸易壁垒和垄断，通过自由商贸来促进竞争和消除社会壁垒。
 
 不过，这些措施并不能解决所有收入差距问题：在自由的市场中，技能和智慧仍会带来额外的回报。但是这些改革措施能够减少最致命和不公平的收入差距，将带来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安吉）